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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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年以来，最多中国人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了。无数有志之士像不远万里前去交配的信天翁一样飞越太平洋，摇身一变成了遍地精英或者遍地土鳖。然而“去美国”这个行为却又存在着一个悖论：最多人去的地方有可能是最难去的地方，甚至要比越狱还难。因为那里不是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我申请下来护照之后还得到大使馆面前，结果没聊两句就被“毙”了，原因是我声称前去游览，却说不出几个风景名胜，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要看湖人队的比赛”。对面那洋人和蔼地告诉我：

“在家看转播吧。”

但我总不能告诉他们，我表妹马上就要坐美国的牢了，我是去试图营救她的。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头儿更活该，他被儿子儿媳叫过去看孩子，可提出申请理由的时候不说“我孙子在美国”或者“我孙子是美国人”，而是说：“美国人是我孙子。”这种故意颠倒的语序让精通中文的签证官大为不爽，随便扣了顶“有移民倾向”的帽子便撵了出来。

老头儿一边往外走一边愤愤地说：“孙子才想当美国人呢。”

经此一拖，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期间我着急上火，又给安小男、李牧光和林琳轮番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却一个人也找不着。我还开车奔波几百里，去了一趟安小男在h市的家，可把门拍得山响又在楼道里守了大半天，也没见着半个人影。后来还是一个穿着秋裤出门倒垃圾的邻居告诉我，安小男好像悄悄回来过一趟，连夜把他妈接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就没人知道了。

“他是不是欠债了？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个东北人来找过他，模样凶得很。”邻居唏嘘道，“这孩子小时候多老实啊，怎么看也不像出格的人……”

我无法解释，便岔开话题又问：“这片儿不拆迁了？”

“你也听说了？拆迁公司都进驻了，但又突然停了。”穿秋裤的大叔说，“为了这事儿，我们还在楼道口放了挂炮呢。”

微博事件正在飞酵，不久之后网上有了正式的消息，李牧光他爸已被“双规”并接受调查，而他本人却凭借美国国籍继续逍遥法外；由于中美两国尚未签订引渡条款，流失的国有资产被追回的希望非常渺茫。这条新闻也让人们对那些给外国人当了爹的官员们产生了更大的愤怒。到了那年冬天，事情总算有了转机。我拐弯抹角地联系上了同样定居美国、正在波士顿“中美文化交流中心”供职的前女友郭雨燕，请她把我塞进了一个“文物保护考察团”的名单里。于是再次面对签证官的时候，我的理由就变成了“到你们国家看看我们的宝贝”。

也是有缘，在这个考察团里同行的还有一位故人，正是历史系的商教授。此人与时俱进，最近靠“歪批历史”从电视明星转型成了网络红人，因而轻佻的风格愈演愈烈。自打坐进飞机的头等舱，他就招猫递狗地和空姐打哈哈，唯恐别人认不出他来，浪费了胸前那杆“万宝龙”签字笔。听说我这个过去的学生混成了导演以后，他还屈尊纡贵地莅临了一帘之隔的经济舱，和我探讨了许多9o后才感兴趣的时新话题，并隐晦地暗示我，可以把范增、余秋雨和他并列在一起，拍摄一套名为“当代大儒”的传记片。

飞机已经升空，我们的屁股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看着这位在三万英尺高空乱舞的恩师，我蓦然生出了何似在人间的荒谬感。商教授侃得兴起，我忽然打断他问道：

“您还记得安小男吗？”

“记得记得。”商教授热忱地呼应着我，“也是媒体圈儿的对吧？我还看过他对文怀沙做的访谈，问题问得特犀利……你们是不是老管他叫小安子？”

除了外号，没有一样对得上的。我苦笑了一声，没再搭茬。谁想商教授却又反过来问我：“对了，你们那些同学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牧光的？”

我瞪大了眼睛：“是啊，您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商教授摆了摆手，脸上浮现出一丝高深莫测的得意，“前些天突然有网站的‘推手’过来一条微博，让我转一下，说的好像就是国企领导往海外转移资产什么的。现在这种事还真吸引眼球，我和别的几个大V动了动鼠标，一转眼就成了新闻，听说还在东北那边揪出来一个窝案……又过了一阵才知道那个李牧光以前也是历史系的学生，可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啊？”

“他从来没上过课。”

“怪不得。”商教授又说，“后来他们家的亲戚还找到了我，说要给我十万块钱，让我把帖子撤了。”

“您答应了吗？”

商教授昂了昂下巴，愤慨地说：“这些蠹虫——居然想用一点小钱想收买我，我有那么无耻吗？”

万里奔波到了美国，落地之后的行程倒是非常简单。我们被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博物馆亮了个相，就算完成了出资机构的任务，此后的时间尽可以自由玩耍。商教授在国内当够了华威先生，到了美国却执意“追求内心的宁静”，非要到梭罗隐居过的瓦尔登湖去“度过一个沉思的午后”。他这么一提议，其他几条大尾巴狼纷纷响应，而我则趁机脱了队，先去找郭雨燕。

我的前女友如今住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小农场里，她每天要开车去“donton”上班，是她的白人老公接待了我。这个富裕农民长得像个结结实实的肉球儿，大脑袋下面连接着一根名副其实的红脖子。他大概听说了我和郭雨燕以前的关系，对我的态度热情而又存有芥蒂，一再套我的话，还警告我不要对“ift”存有什么念头。可见中国人在美国的名声也不怎么样，几乎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代名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在中国一样。我被问得泼烦，便用结结巴巴的英文回答他说，我和郭雨燕不仅现在很清白，而且当年也很清白，“连睡都没睡过一觉，就原装出口到你这儿来了”。

那家伙登时放心了，居然还说：“多么遗憾。”

然后他邀请我一起进行他最喜爱的运动：端着双筒猎枪到他的农场里去打土拨鼠。看到那些可爱的啮齿类动物刚一探头就被轰得血肉模糊，我实在是胆寒肝儿颤，而郭雨燕的老公却兴奋得又蹦又跳，简直像个迷恋暴力的呆傻儿童。他还请我喝了地窖里封存了几十年的波本威士忌。

好容易等到门外传来停车的声音，郭雨燕从一辆巨大的凯迪拉克汽车里跳了出来。朱颜辞镜花辞树，她也和我的大多数女性同龄人一样，不可避免地显老了：小狐狸脸上涂着厚重而斑斓的妆，变成了刚遭了三昧真火的狐狸精；一对大胸倒是越蓬勃，可惜看不出肉的质感，分明是用钢丝撑起来的。

她进门也不看我，径直搂着丈夫响亮地接吻。我则直言不讳地用中文问道：“你怎么找了这么个二傻子？”

郭雨燕一翻白眼：“你们这帮中国男的又好在哪儿啊——看着倒是一个比一个精，其实成天琢磨的还不是吃亏占便宜那点儿烂事儿？没劲。”

郭雨燕的老公问：“你们在说什么呢？”

郭雨燕回答他：“他说你可真是一个toughguy。”

肉球儿鼓着胸脯子说：“那当然。”

接下来，她便谈起了我这趟来美国的主要目的。郭雨燕已经在办公室联系了北美地区的几个中国同学会，打听到了林琳现在在哪儿：“她已经不在西雅图了，而是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听说她遇到了麻烦，正在那儿打官司。”

看来最坏的事情还是生了，我心里一凛，问：“是移民局把她告了吗？”

“那倒没有。移民局的程序不是起诉而是直接遣返。”郭雨燕说，“听洛杉矶的一个同学说，好像是她把她刚结婚没多久的老公告了。”

这个信息让我始料未及。按理说，林琳的绿卡捏在李牧光的手里，只要对方翻脸，她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拿什么和人家打官司啊？难不成李牧光在气急败坏之余，还对林琳使用了家庭暴力吗？这让我更加揪心了。

还好，郭雨燕虽然对我的态度冷嘲热讽，但帮起忙来总算热心。她给了我林琳的新地址，又上网为我订好了机票，并让肉球儿开着他的福特皮卡送我去机场。当天晚上，我就从美国的东海岸飞到了西海岸，又换乘了曾经载着杰克·凯鲁亚克横穿大半个美国的“灰狗”巴士，来到了距离洛杉矶城区几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此时天已彻底黑了，镇上一片寂静，只有酒吧和中餐馆还灯火通明。我循着落满了阔叶的街道找到了林琳的住处。那是一幢红砖垒砌的二层小楼，楼前像许多美国人家一样，有草坪装点门面。我按了门铃，一个华人老太太开了门，用粤语问我“雷海冰果”。

接着，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林琳便从老太太身后的走廊里走了出来。很没出息，我的眼睛湿了一下，令她的面貌在瞬间变得模糊。当我眨了眨眼，林琳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她竟然没什么变化，还是洋娃娃般的皮肤和又大又黑的眼睛，更让我意外的，是她的脸上一片笑吟吟的，完全看不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样子。

“你现在不是个搞艺术的吗？怎么肚子鼓得跟个腐败干部似的。”这是我表妹在分别多年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你倒驻颜有术，用了什么神奇的化妆品吗？”我说。

“读书读的——人在学校里都不会变老。”林琳说着，便把我领进了她租住的那个小套间。

“我很担心你。”我进门之后说。

“我知道……谢谢你。”林琳低了低头，好像抽了抽鼻子，但旋即又笑了，“你来得倒巧，下个星期我就不在这儿了。”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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