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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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铜线花 一礼拜天（第1页）

（一）礼拜天

割麦子、给包谷授粉、棉花田里锄草、果园里背着喷雾器打农药。每天，基本都是从鸟叫做到鬼叫。

几番下来，这帮新来的上海人就吃不消了。不是喊腰疼背疼，就是叫手掌磨出泡、脚掌打出泡！有的女青年，还偷着哭鼻子。

不过，让那些老职工们，比如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的，比上海人早来几年的“老波佬”，奇怪的是，那些上海鸭子们，一到礼拜天，就像换了一个人。

“老波佬”，是上海人对非上海人的老职工们的“昵称”；“上海鸭子”，则是老波佬们，对上海青年们的“昵称”，意思是上海人一天到晚嘴巴叽叽呱呱，像鸭子叫个不停。

连里，一般，十天一个礼拜，劳动九天休息一天。割麦子、拾棉花农忙时，甚至半个月一个礼拜天。

所以，连里人很巴望礼拜天。而这些上海人，更是特别盼望过礼拜天。巴不得，天天都是礼拜天。

一到礼拜天，这些上海人，常常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漂漂亮亮，拾掇得干干净净，浑身擦得香喷喷，有的还贼亮的老开皮鞋一蹬，跟过节似的，一个个勾肩搭背，走四公里多没脚脖的沙土路，去逛三棵树的场部，有的还在场部照相馆里留个影。

其实，场部有啥好逛的？不过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家邮电局，一间小小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一个两间屋大的新华书店，一座五间房大的百货商店，一间屋子的小小照相馆。不过，不管怎样，那百货商店还是全场最气派的建筑物。半天逛下来，黑皮鞋早变成白灰鞋了，可伊那还是乐此不惫地，逛。

于是，老波佬们觉得，上海鸭子们干活不咋地，玩起来倒蛮有精神。

那些成了家、有儿有女的老职工，尚有家庭的天伦之乐，而这些十八九、二十出头的上海丫头、小伙子，正值浑身活力、青春骚动之时，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闲时，钻沙包、探野甸，还有谈恋爱，以消磨那难耐的寂寞和无穷的精力。

不过，沙包、桑树林、沙枣林、红柳丛，也终有钻腻、玩够之时。

照例，王眉娥又是全宿舍礼拜天醒得最迟的。太阳，已斜照进地窝子门槛了。这几天，她一直闹感冒，总是清鼻涕不断，人中擤得又红又糙。

她蓬乱着辫，欠身看看屋里，十二张床铺上，空了十一张，每张床上整整齐齐。

一动身子，一阵酸痛又从腰背上袭来。她索性重新躺回被窝，闭上眼睛。只是，脑袋又昏又痛，再也睡不着。唉，许是睡得太久吧。于是，她将枕头靠墙上，墙上贴着几张旧《阿克苏报》。她倚着枕头，将被子拉到胸前，微闭着双眼养神，肚子里“咕噜噜”直响。

本来，早起打饭时，叽嘎、黑非洲问用不用帮她带饭时，她谢绝了，说是昨晚还剩了不少。其实，她心里明白，窗台上，她那只旧报纸盖着的湖绿色搪瓷碗里，只有一小块硬邦邦的包谷馍。

到这里两个多月了，她现，自己每顿吃剩的包谷馍头越来越小，要不是那天下午给了长脚十五张饭票，她还是够吃的，用不着勒紧裤腰带。

那天下午，她去伙房打开水回来，在操场边的小公路上，碰见长脚胳肢窝里夹着一卷白色东西行色匆匆。

再三催问，他才不好意思地苦笑，说是拿毛衣到那个宁波人外号推土机的男单干户那里，换包谷面打糊糊喝，能换六斤呢！推土机在羊圈放羊，自己开伙，有余粮。他已经在推土机那里换过一次，一小盆包谷面，他吃掉了那条驼色细毛线长围巾！

没想到，才二个多月，这些才来连队时，把吃剩的包谷馍馍，扔得到处都是的上海男青年们，这么快，就见了包谷馍馍比自己爹娘，还亲！

她当即摸出那一沓前天才、粗糙牛皮纸印的草黄色饭票，从中抽出十五张，那是她一个月34斤定量的七分之一。她佯装生气，将它们硬塞进他手里。天，还没冷到穿棉衣，穿两层单衣又挡不住中秋的凉风，没了那唯一的毛衣，他如何御寒？

在掏饭票时，她的手在裤兜里有点犹豫。二百克一张的馍馍票，六斤也就是十五张。这不是一个小数，再多给点，她自己就没法保证一天一斤的口粮了。每天，在大地里，劳动那么累，她觉自己的饭量也越来越大了，简直和在上海时，像换了一个人。

可眼下要紧，长脚毕竟是他们一列火车来的家乡人，而且，平时，他俩是那么能聊在一起。当时，她顾不了许多，要用那十五张饭票，也就是十五个包谷馍馍，救下那件白毛衣！他修长的身材，穿着那白毛衣，显得那样潇洒。

她曾想象过，如果有一件雪白的毛衣，穿在自己身上的情景。

长脚执意不要，不过，最终，还是拗不过她，千谢万谢地收下了，还不好意思地笑着抱怨自己人高马大的，虽然，自己的口粮比她还多五斤，可是肚子好像饿得特别快！最后，他还郑重地劝她，下不为例，不要为了他而饿坏自己，他会想别的办法。

她则大大方方笑说，嘎好、嘎漂亮的一件白毛衣，就算是别的上海老乡，只要她碰上了，她也会忍不住出手的！放心，少了六斤饭票，饿不着她，自己的饭量本来就不大。

“咕噜噜，咕噜噜——”，肚子又不停地，唱歌了。

她忍不住翻身爬起来，蓬头垢面，走到门边的小桌前，掀掉小半张旧报纸，拿出自己白底翠绿碎花搪瓷碗里那小半拉干冷的包谷馍，回到被窝里，躺枕上，“吭哧”狠咬了一口，胡乱嚼了几下，便下肚了。

好香呀！她心里感叹，看来，人就是贱呀，非得饿得受不了了，才吃什么什么香！

没几口，手掌里就只剩下一粒粒金灿灿的碎屑了。她凑到嘴边，舔了又舔，这才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仔细擦擦手、嘴，又躺回枕上，继续养神。

唉，在家里，要是在家里，礼拜天，又该是啥样呢？格辰光，不是在南京路、淮海路，丁字皮鞋一蹬，逛商店、压马路；就是去外滩，看那江轮、波光，听那船鸣、涛喧；再不，就是一定是在复兴公园里白相了。复兴公园，一个月总要去一次的，因为，离自己家，步行只要5分钟。或者，是在西郊公园了，西郊公园离家就远了，一年，最多也就去个一两回，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在公园里，赏花游园，划船、坐跷跷板，白相半天了。

她的思绪，回到了八千里外的故乡。她的家，一家六口人，挤在sh市卢湾区嵩山街道天缘里的一间十九平米屋里厢。

本来，家中有6兄妹，一家八口人，靠着爸爸一个人在交通银行分行里当职员，一个月57.5元工资的生活，蛮轻松、适意的。

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买买菜、烧烧饭，带带孩子。

而且，妈妈连这些家务活，也是有帮手的，家里请着一个奉贤乡下来的小保姆。

一直到1959年，爸爸在上班途中出车祸，不久去世后，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家里的经济情况，才一落千丈。

好在，五妹在57年送人去了香港；大哥58年，考到江西南昌无线电学校，不用掏学费，学校还有助学金，当然，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家里负担的。好在大哥读书很争气，吃穿用度很节省，每学期，家里寄很少一点钱，就够用了。特别是爸爸去世后，大哥来信再没要过家里一分钱。

自己是老二，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妈妈在6o年才进里弄生产组工作，糊火柴盒，一个月挣三十元，养活一家五口。当时，家境很不好。

1964年初夏，读高二快结束时，她的一位没有考上公办高中、小学和初中时的好朋友薛芳，想去xJ。

薛芳的家，和她家，同在一个石库门的二楼，斜对着她家的门。薛芳，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高中时，是在学费比较贵的勤奋民办中学，读的书。

当时，薛芳积极要求进步，来动员她，一起去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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