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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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喜剧演员》里，格雷厄姆·格林借人物之口说，一个人前二十年的体验，覆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只不过是在观察。头二十年的生活大约真有种类似基因的功能，会让我们在看到一棵参天大树时辨认出种子的形状。有意思的是，人们往往忽视这句话里面提到的“观察”，从而也一并忘记格林在另一处说过：“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只有在使用公共世界解说私人世界的意义上，“观察”才不会沦为沉溺于过往的借口，而是变为重新理解的开始。从这个方向来看邵丽近年的作品，显见表层之下隐藏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就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稍稍留心，我们就会发现，邵丽上述作品的叙述者，几乎毫无例外是中年人，或者已经接近青年时代尾声的人。除了某些拒绝长大的人，作为事实或叙述里的中年人，恰恰处于一个难以避免的过渡时段。这是一个怎样的过渡时段啊，要不断努力消化父亲的执意自杀，要试着理解不可理喻而绝难改变的婆婆，要从记忆深处打捞投河的父亲和冷酷的母亲，要揭开时代刻写在父母身上单调刻板的封印，甚至要尝试接受丈夫显而易见的冷漠和人所共知的出轨……那些年少时轻倩的美梦、年轻时壮阔的理想，仿佛在中年时都默默走远了，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的烦心生活。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里的绝大部分中年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将把怎样的生活状态传递给孩子们？

相对来说，事实或叙述中处于青年时代的人，可以不管不顾，一往无前地沉浸于自己的私人世界，把自己头二十年的体验作为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如果庞大的公共世界不开拓一条对其友好的道路，则有理由陷入暴躁或忧郁之中。反过来，事实或叙述中处于老年时代的人，则可以凭借时间的馈赠悠然自得，把自己的私人世界理所当然地与公共世界同构，按照已成的惯性在生活中行驶，阻挡者不是忘记了传统就是肆心而为——当然，以上只是笼统的描述，例外或许才是小说写作中最值得期待的。那些在邵丽小说里已入中年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一个必然的临界点，或者出于自我保护而撒手不顾，或者选择承担而坚毅走入生活的深水区。

在邵丽这些作品中，自然有撒手不顾的情况，比如“风中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近乎本能的听天由命，比如《李夏的夏天》里再婚的母亲出于理性对李夏过于稀少的爱意，比如《大河》中可以照自己的方式随时中断某种生活状态的林鸽。那些更决绝离去的人，原则上不属于中年行列，“天台上的父亲”离世时已是老年，《黄河故事》中父亲投河时还算得上年轻。当然，这仍然是笼统的概括，大部分情形下，邵丽笔下作为主人公的中年人，不会轻易中断延续中的生活，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从阅读感受来说，恰恰因为这不轻易放弃的态度，才让我们有可能看到更为深入的生活。如果坚决一点，我其实很想说，这种不轻易中断生活的态度，既是小说人物的，也是作者本身的。

在现下这个社会，如此表现几乎可以称为难得没错吧？照某些（如林鸽般）理直气壮的说法，如此缺乏自我的生活态度，既不符合形成已久的现代正确（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不从属也不该迁就任何人），更对自身不够有利，何必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不过，正确不正确是理论上的规划，未必能够处处对应瞬息万变的日常。千头万绪的生活难以用一个方式说清楚，不妨先来看看，这种不轻易中断的态度，究竟结出了怎样的果实。

《大河》中开始出现在“我”眼前的婆婆，固执、激烈、没有隐私观念，一切行动都照自己的心意。熟悉她的儿子也即“我”的丈夫说：“母亲即使一生都在错，但是也一定要把错事办对。她从来不向任何东西屈服，既不向错误屈服，也不向正确屈服。”公公退休后，婆婆带上公公，毫不客气地进驻她大儿子家，也就是“我”家，并顺理成章地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婆婆迅速占领家庭主导地位，特别是厨房，吃喝用度全凭她说了算。吃什么菜什么饭，以及饭菜制作方法，她全盘掌管。……她儿子的家，理所当然就是她的家。”面对这样的婆婆，“内心不委屈不憋气是不可能的”，可“我”却根本没法跟她讲理，只好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我越来越少说话，不交流，跟着她当媳妇，整天得小心翼翼，唯恐有哪一点做不好让人家笑话”。

面对这样的婆婆，一个传统家庭出身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不得不处于两难之中，既不能对她的一意孤行视而不见，又不能因为她的表现轻言离婚。那些累积的委屈，会在某些时刻冒出头来，“河堤上生长着茂密的茅草，我一根一根撕扯着它们。我喜欢听它们折断时的声音，很脆，很甜，也很伤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发泄时刻安慰了心底深处的某些东西，转过头来，人恢复了点力气来面对令人烦躁而持续不断的日常。慢慢地，婆婆的某些内在特质从生活的缝隙里冒出来，耐得住艰苦的日子、顽强的生存本能，甚至好学的天性：“为了弄清楚路牌、广告等各种用文字标示的东西，她开始学识字写字，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年下来，竟写了十几本，字也学会了不少。儿子为了鼓励她，让她把家族的历史写下来，说我写小说用得着。她废寝忘食地写了半年，拿给我看。三个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就是没人看得懂。”

这不是未经世事的人写的小说，婆婆的积极表现，只是极其偶然闪现的时刻，她不会陡然改变自己的性格，因此结尾不可能是大团圆，当然也就不会是婆婆和“我”分别做出改变和让步，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日常仍然是那个日常，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冲突依旧不时爆发，只是“我”学会了积极一点的接受：“其实从内心讲，我感谢公公葬礼上她对我的爆发。我知道我们已经互相深深地嵌入对方的生活之中，这比客套更让我放松。我从来没有指望过婆婆能反省，倒是我越来越多地反省自己。……婆婆充其量是河里的冰凌，九九八十一难的破碎，她依然成冰，也决然地透明。反倒是我，千万条地计较，纠缠不过就貌似忍让地漠然，视而不见。”

不只是《大河》，《天台上的父亲》中的“我”，父亲去世前要承受他抑郁带来的压力，去世后则要练习理解他的自杀；《黄河故事》中母亲非常强势，即使后来跟“我”住在一起，也始终对“我”不满，更认可和偏向其他孩子；《金枝》中父亲因为“我”幼年时不小心犯的错误，始终对“我”冷冰冰，直至去世也没有建立起温和的父女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家庭没有四分五裂，依赖的或许正是“我”顽韧的坚持。这大概就是事实或叙事上的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吧，他人和世界都不可能彻底改变，说不定轻微的改变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只好试着用自我的忍耐撑出一方空间，勉力延续这不尽如人意的生活。

在一个容易轻言放弃的时代，这样的忍耐大概可以称得上一种品质了。不过，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单纯的忍耐太过压抑，容易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邵丽的小说中，那些忍耐的中年人除了阶段性的失眠和气愤，似乎并没有变怪百出的心理问题，甚至反向地理顺了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一切，有赖于上面提到的反省和由此带来的叙事者本身的成长。正是因为有这样人到中年的艰难成长，忍耐才不只是单纯的忍受，而是理解之后特殊的耐心。有了这样的耐心，生活之河才流淌得更为畅快，而不是处处滞涩，那个因为此前反省不足而锁闭的世界，也才打开了自己更为开阔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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