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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生命的万水千山（第1页）

走过生命的万水千山

读邵丽的《九重葛》，不由想起19世纪亨利·戴维·梭罗的那句名言，“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女主人公万水甫一出场，作者便以她独有的耐心和细节书写能力展示了一位家世优渥、受过良好教育的退休女公务员的独居生活。她的日子沉闷、单调还充溢着病态的洁癖，“余下的一天要干什么呢？”无数次她想尝试用安眠药以长睡不醒——只是为了昏睡避世而不是自杀。为什么要昏睡避世？因为“生命毫无意义”，为什么不想自杀？“毕竟还有些事情在心里搁着”。

一位城市生活中独居的、普通中年女性的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孤儿”，离婚多年，无儿无女，父母也双双过世，她觉得生命毫无意义，自己“是个耗日子的人”，乃至于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这仿佛是时代的症候，被德国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描述为“倦怠综合征不是表达了筋疲力尽的自我，而是表达了疲惫、燃尽的心灵”。万水的生活日复一日表达着她疲惫、燃尽又尚存余温的心灵。她生活中唯一的亮色，是在公园锻炼时遇到了一颗同样孤独的心。早年丧妻、儿子远在海外的林业研究博士张佑安，与万水不同，他的表达方式是积极的、愿意融入他人之中的。然而，各自跋涉过生命中万水千山的两个中年人，纵有相互取暖的心思，始终也充满了隔膜、试探和被现实所痛击过的余悸。

张佑安给万水送一盆九重葛的那场戏特别精彩。万水以一种不近人情的生硬和洁癖将张佑安拒之门外，这多半源自心理的洁癖，它像一层厚厚的壳，将她隔绝在人群之外。她有过优渥、让人引以为傲的童年和家庭，也有过拧巴的短暂婚姻，是她主动让自己从社会生活中边缘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年过半百的两人，带着各自的尘埃和伤痛，在命运的交汇中向对方袒露了前半生的生活，以及内心的失落，但他们终究不再青春，也不再激情，后来又碰上疫情，男女主人公分隔在大洋两岸。

邵丽巧妙而自然地借力现实困顿，打开了另一个叙事空间。

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故事。若是万水和张佑安在各自的世界中日夜思念对方，未免过于俗套；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位像老房子着了火，突破了世俗桎梏奔向另一方，故事也未免流于滥情而不切实际。邵丽的叙事，这时从容地慢了下来，她让主人公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开启了各自真正的远行：万水只身一人来到海南，在陌生人之中渐渐剥落自己的“旧衣服”，她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舒适家中的孤儿”；张佑安则在儿子们的撮合下与性情奔放的老同事相遇，一起旅行却无法融入彼此。小说打破了单一时空的线性叙事，它将两代人的往事、人物的心绪反复穿插在主干叙事中，使小说呈现出复调的结构和令人信服的曲折风貌。万水的洁癖是怎样愈演愈烈的？张佑安的第一段婚姻是怎样令人唏嘘的存在？万水的前夫、张佑安的前同事这些人又背负着什么样的故事和命途？邵丽不仅在书写两个孤独的个体，更是在讲述这一代人独有的生存图景和精神羁旅。

万水和张佑安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出身不同，所受的教育和感情经历却大致相当。这一代人的感情遭受着怎样的苦闷、压抑和怅然，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对此更多的是浑然无觉，只是朝着某种家庭、家族的“赋予”和责任感迎风前行。万水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内心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和“救赎”；张佑安则在妻子患癌过世前，尽职尽责地照顾着她。当这代人行至中年，家庭、家族使命的重担终于从他们肩头卸下，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死水微澜，精神世界的焰火也似乎从未燃起。在现代都市，有千千万万个万水每天例行打扫着自己冰冷的房间，有无数个张佑安历尽艰辛才能在郊外的地里给自己围建一个苗圃。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过去到底失落了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向剩下的生命索要补偿。只是，他们内心还有隐约的不甘，那是想让自己真正地为自己活一次的生命渴念，就像张佑安所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

或许，这代人才是现代中国“迷惘的一代”？

张佑安在美国的旅途中邂逅了蕾秋·乔伊斯的小说《一个人的朝圣》，这本畅销世界的小说直面了老人的精神困境怎样才能得到拯救的问题，而张佑安被这本书深深打动并写信与万水分享这个情节，似乎成了《九重葛》这部小说的精神底色。两个中年人的相遇不是相互救赎，而是他们在各自的生命中依凭精神的觉悟与过去的创伤和解、与孤儿般的现实处境和解。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教养和隐忍、通过过分的自尊自怜来压制和隔绝自我，这是一条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也是震撼灵魂的一个人的战争。万水最后选择回到人群、褪下洁癖，投入他者的怀抱；张佑安选择的是安居于草木之间，在原木的芬芳中走近自己真正心仪的人。他们中间不再隔着生命的万重山，他们终于返璞归真，“心远地自偏”。

万振山和水纹、万水和张佑安、张佑安的儿子儿媳，其实小说以不同比重的笔墨描述了三代人的情感和命运，三代人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拥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相互温暖，却也在生命之旅中独自“朝圣”。邵丽以温情的笔调给予了万水和张佑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作者在疫情中写作（小说结尾的日期落款为证）留下的一抹亮色。邵丽近年写的《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等作品，都不是独立探讨人物命运的具体处境，而是将他们纳入历史的洪流中去安放、理解他们的存在。这种面向大时代的现实书写，不仅是主人公在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时空关系中的辗转游移，而是携带着时代意象的人物在生活化的情境之中迸发着生命之光。这光芒不仅是万水的、张佑安的，也不单是“九重葛”的，也是所有在现实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语）的。

邵丽曾在一次访谈中引用了《浮士德》中魔鬼靡菲斯特说过的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她是内心极具热忱和信念的小说家，深信生命之树常青的奥秘能予人以耐心和希望。正如小说《九重葛》的命名，九重葛是一种生命力异常强盛的植物，它喜光耐寒，对土壤质量几乎不挑剔，也不惧暴晒和雨水。这种原产自美洲热带的植物来到中国南方也从未水土不服，大喇喇四处盛放，花期漫长，花冠热烈。这是怎样一种植物呢？说起它的另外两个名字——三角梅、勒杜鹃，你眼前肯定会浮现出它的热情洋溢。这种易活好养的植物，作为张佑安送给万水的礼物，出现在小说主人公们开始登场却异常尴尬的第一回合，作者可谓找对了，这是个妥帖又抢眼的植物意象，它在此后的行文中兀自绽开。值得留意的是，邵丽对于小说的意象选择十分细腻用心。生长在万水童年深处的是一棵蓊郁的合欢树，它的枝叶郁绿柔美，一朵朵绒花绽开，是“自在飞花轻似梦”的旖旎记忆。然而童年的蕊瓣消散在一夜风雨后，“蜡梅”的孤高、清寒就贯穿了万水的大半生。直到张佑安赠送的九重葛、韭黄、芫荽、玻璃海棠相继出现，她的生命重新开始镀上色彩和烟火气。当万水终于穿上青春时代的旧衣裳来到张佑安的苗圃，低头闻嗅的是一朵栅栏上爬着的南瓜花……这种种“物”的缜密安排，让这些意象如植物气息自然弥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见出小说家对情节的筹谋和对细节的用功。

邵丽在一篇创作谈《说不尽的父亲》中曾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我觉得是一个作家的职责所在。往大里说，其实是一种使命。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我斗胆说，那种光芒唯其卑微，才更纯粹更纯洁。”万水，张佑安，都是现实中孤独又卑微的人，他们内心有纯粹、纯洁的人之为人的欲念、渴望和梦想，他们在自我救赎的同时，也拯救了对方。当万水千山走遍，这些人物也重建了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丰饶，他们袒露的热爱、眷恋和事关存在的确信，更是昭示着一个小说家内心的光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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