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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作战行动并没能遂杨虎城的意。为了分散敌人，创造战机，红二十五军执行了避其锋芒、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路线，给予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的陕军部队以沉重打击，致使杨虎城的“围剿”计划很快破产。

这一天，在郧西县庙川区虎坪涝池张家大院内，中共鄂豫陕省委正在召开第二十次常委会，徐宝珊抱病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吴焕先、郑位三、戴季英等人。

会议主要是总结入陕后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并且商讨下一步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工作方向。

红二十五军一路走来，面临了诸多困难，不仅武器装备落后，人数也不多，尤其是在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步步紧逼下，更是举步维艰。在庾家河战斗后，领导干部伤亡较大，虽然结局是胜利的，但我军也遭受了很大程度的损失，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本身就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单单凭借红二十五军现有的实力创建根据地也很困难。这时红二十五军得到小道消息，说红四方面军要发动陕南战役，因此会上有人提议应向南发展，以图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一起开展武装斗争。

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及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最终没有采纳南进寻找红四方面军的提议。

徐宝珊在会上说：“中央当初给我们的任务是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个决心我们不能动摇！再说，我们不是刚刚已经粉碎了杨虎城的‘围剿’嘛，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按我们的既定计划走。”

会议最终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决心把反“围剿”进行到底。

《决议案》明确提出：加强红军，创建新的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较短时间建立至少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继续发动群众，立刻解决土地问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解决群众的春荒困难，武装保护群众春耕；开展抗捐、抗粮的群众斗争。同时，提出要建立“回回民族的工作”。

《决议案》还号召全体队员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为反“围剿”的胜利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任命郭述申为特委书记，任命陈先瑞为游击司令，负责统一领导鄂陕边界区和陕东南几个县区的工作。

这次会议是鄂豫陕根据地创建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独立自主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为后来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迎接中央红军并最终和陕北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客观上避免了因为盲目折腾而失去主动。

经过十几天的调整，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然后寻机各个击破。吴焕先抽调了一部分兵力佯袭柞水县城，果然，柞水县城外的枪声一响，国民党“围剿”的部队就慌了神，急调一个团赶往柞水县增援。吴焕先一看敌人果然上当了，于是命令主力立即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敌人去往柞水县的必经之地蔡玉窑镇附近设伏，一举歼敌一个多营。

经此一战，红二十五军士气大振，主力径直向北，转移到了蓝田葛牌镇，准备在这里进行休整。

葛牌镇位于秦岭北麓，关中平原东南部，是西安的东南门户。这里群山环绕，一条小河从山间流过，古镇清幽而静谧。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非常适合部队的休整。

民国时期的葛牌镇百姓经常受到附近兵匪的抢劫和欺负，生活非常艰苦。以前有一支红军经过蓝田葛牌镇的时候，百姓以为又是兵匪来袭，于是和往常一样纷纷外逃躲避。有一户人家慌乱中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棉被落在了路上，但眼看红军已经进了镇子，只能躲在一旁不敢捡。这时，红军部队过来了，一个衣着单薄、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看到了老乡落在地上的被子，就走过去捡了起来。躲在一旁的村民这个时候简直是欲哭无泪，那是他们家仅有的一床被子。如果被当兵的捡走，在这寒冷的天气，一家人只能等着被冻死。但他没有想到，那位红军战士拿起被子抖了抖上边的尘土，然后顺手把被子挂在旁边一棵树的树枝上。从那个红军的衣着看，他应该比村民更需要这床被子。红军走后，这个村民望着红军离去的身影，流下了眼泪。他后来把这件事讲给了陆续回来的村民听，于是头戴红五星帽子的军队是好人，这在葛牌镇尽人皆知。所以，当头戴红五星帽子的红二十五军到来时，受到了葛牌镇民众真诚的欢迎。

几天后，在葛牌镇南边的文公岭一带，红二十五军再次重创了闻讯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一次歼敌三百余人。这次战斗之后，国民党军暂时不敢再继续向红二十五军发起进攻了。形势暂时平静了下来，红二十五军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蓝田、商县、镇安、柞水县等地附近充分发动群众，扩大自身影响。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创建了陕东南革命根据地，并陆续颁布了《关于商业政策的问题》《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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