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_四第1页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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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蒋介石于八月下旬由南京飞返成都，是为了重新部署全国新的“剿共”计划。

蒋介石自进驻成都以后，的确有过他自认为得意的时期，那就是由他一手制定的“统一川军，困死红军”，继而把会师不久的两大主力红军消灭在“川甘边区”的七月与八月。但是，当他由南京飞返成都的前夕，就现他的如意算盘又全都打错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派重兵“追剿”红军有两个目的，那就是“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诸省。在这近一年的“追剿”红军的过程中，他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停顿之机，把近二十余万中央军从川南、川北开进了四川，打破了刘湘等人的所谓川人治川的政治局面。接着，蒋介石打起“统一川军”的旗帜，妄图通过整编川军，进而削弱诸川系军阀的实力。但是，由于刘湘等人的顽强反抗，未经两个回合的较量，蒋介石这条强龙便败在刘湘这些地头蛇的手下。蒋介石为了从思想上收复川军，遂又在陈诚的策划下，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轮训川军团以上及少数营级军官，同时还轮训各县县长与中学校长以上的人员。训练团由蒋介石任团长，刘湘任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刘文辉、邓锡侯等任团副。实权操在陈诚的手里。

陈诚为蒋介石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只是蒋当年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翻版。在蒋介石看来，川军军官只要一入训练团，就是他蒋某人的入室弟子了！所以，他每次亲临讲话，都极力强调：“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属下，希望扬忠党爱国拥护领袖的革命精神，努力奋斗，将来自有无限光明的前途！”而陈诚借用训练团的名义，则更是大张旗鼓地向这些新的弟子灌输拥蒋独裁、对蒋盲目崇拜的思想，大力宣扬当今的中国必须执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国策。另外，陈诚为了达到分化川军的目的，他还对团长以上的军官一一单独约见并会餐，只要有人向他揭川军内部情况，特别是反对刘湘者，则大加鼓励与许愿。

对此，刘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方面，他借故有胃病很少参与军官训练团的事，做出一副然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利用地利、人和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下面大做其文章。他把那些从军官训练团回来的，且被视作是有异心的团长、县太爷，都变着法地给打了。这样一来，蒋介石在峨眉山办军官训练团的用心，基本上是白费了！因此，蒋介石颇有感触地说道：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看来自有它的道理啊！……”

说到“剿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看来，待到他亲自审阅、布《行营参谋团关于在草地消灭红军的命令》之后，两大主力红军必被“剿灭”在草地无疑。因此，他在南京处理完有关对日本妥协的所谓国是后飞回蓉城，坐视红军是怎样被歼灭的。就在这前后，他收到行营参谋团的报告：红军不仅走过了草地，而且还主动起了包座战役，消灭守敌两个团的兵力。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在震惊之下火高万丈，即将该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未过两个星期，他又接到报告：现有一万多名红军北出俄界，向甘南进军。他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了！遂又亲自出面，主持“剿共”会议。

蒋介石就像往日那样，召来随侍高参，打开作战地图一看：各种不同的作战符号显示而出：盘踞青海、宁夏两省的主要是回民武装马家军，他们出于畛域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只求自保，绝不会替南京政府分忧。占据甘肃的部队成分复杂，但以新任省主席于学忠的东北军为主。他们原在河北驻军，因天天高喊打回老家去，得罪了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的日本人。蒋介石赶忙下令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之职，为应付全国强烈要求救亡抗日的舆论，改任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原统率的东北军随之移到西北陕甘两省。基于上述原因，未来靠于学忠帮他蒋某人“剿共”是不可能的。陕西的西安一直是杨虎城的地盘。他所统辖的十七路军虽然有战斗力，且在前几年军阀混战中打得有声有色，但不知何故，这几年连陕北区区几股“共匪”都消灭不了，且坐视其壮大，已经展成颇具战斗力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两个军了。总之，这些各据一方的实力派，谁也不会真心帮着他蒋某人“剿共”！怎么办？当他想到这些封疆大吏多为势利小人时，遂又想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用兵格言，为此，就在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的第二天——九月十三日，急电朱绍良向川甘陕交界的“父母官”出了《关于悬赏缉拿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电》：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亥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匪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级者奖八万元；

2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级者各奖四万元；

3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凡能生擒或献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o172（原件密码，未译）。希能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但是，就在蒋介石颁上述悬赏电文尚不到一个星期，英雄的红军四团又攻占了腊子口。他当即命令行营参谋团派出飞机到腊子口低飞侦察。接着，他又接到朱绍良电：红军通过哈达铺时，先头不足万人，没有现后续部队；另从“华家岭之役俘虏中得悉：这一路红军系红一、三军团，由毛泽东率领”。到这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急忙命令随侍谋士、高参再度开会，是到了重新部署全国“剿共”计划的时候了！

这时蒋介石的情绪分外不好，他连早点也不曾吃一口，就心情沮丧地走进作战室，习惯地站在标有不同作战符号的地图下边，默默地望着西北高原暗自思忖。不久，他身边的那几个高参、谋士悄然走进，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惊扰了蒋介石的思路。接着，他们又把有关的材料轻轻地放在案几上，相互交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成立正姿势，忐忑不安地望着蒋介石的背身，像往日那样等着连喊带骂的训斥。

时间不知流逝了多少，蒋介石终于转过身来。他一改往日的作风，不仅没有雷霆大，把这几个亲信当作出气筒，相反却伸出右手，示意这几位躬身静候已久的高参、谋士落座。接着，他声调低沉地说道：

“这些天来，日本人想侵占华北的事，汪兆铭想撂挑子的事，平津保学生借抗日救国反对政府的事，当然还有各地剿共的事，搅得我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今天召你们来，就是为了剿共这一件事，先听听你们的想法，我再说说我的意见。”

与会者谁都清楚：蒋介石此次在成都召开所谓“剿共”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北出甘南之后，陕、甘、宁、青等省将会生什么变化。换言之，把两大主力红军困死在草地的计划破产之后，如何再部署新的“剿共”大计。为此，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说道：

“毛泽东北出甘南的目的，我以为有二：一是与陕北的共匪合股，再是打通他们的国际联络线。”

“陕北的共匪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蒋介石问道。

贺国光急忙拿起摆在案几上的材料，双手捧到蒋介石的面前，尚未说“请蒋委员长审阅”，蒋介石就摆了摆手，说道：“不看了，当面汇报吧！”

汇报内容大致如下：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于七月初，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急进，为调动国民党军队，相继北出终南山，进逼西安。恰在这时，徐海东等从被俘的一个国民党旅长的口中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出陕甘。为此，徐海东部决定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进一步巩固和展陕甘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七月十六日，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向西挺进，八月一日进占双石铺，九日晚攻占天水北关，十一日北渡渭河，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十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决定立即北上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

陕北红军源远流长，如果从一九二七年九月清涧起义算起，整整八个年头了。如果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算起，也已四个年头了；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始终是谢子长和刘志丹，后展为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的斗争。五月成立西北军委前敌委员会，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亲自统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攻占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军队及民团五千余人，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在二十余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是年九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历经千难万险进入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并决定将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攻占腊子口的第二天，红十五军团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成立大会，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蒋介石听了上述汇报之后，遂又转身望着那张军用地图，先看了看从哈达铺到永坪镇的距离，接着又暗自计算了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的人数，遂沉重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

“未来剿共的重心已经移到黄土高原了！”

蒋介石缓缓地转过身来，望着有些诚惶诚恐的贺国光，声音十分低沉地问道：

“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去什么地方了？”

“据俘供：徐匪所率四方面军不愿北上，已经率部再过草地，退回毛儿盖一带。”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满面沉积很久的阴霾散去了不少。他沉吟片刻，又问道：

“湘西贺龙、萧克两部共匪有什么变化吗？”

贺国光微微地摇了摇头。

蒋介石缓步走到桌前，当仁不让地坐在领袖的座位上，旋即示意贺国光、杨永泰、晏道刚等人落座。蒋介石巡视了与会者的表情，故作随便状地说道：

“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吧！怎么样，还是杨秘书长打头炮吧？”

诚如前文所述，杨永泰是一位恃才傲物，且敢在蒋介石面前直抒己见的政客。当他获悉蒋介石在成都召开会议的消息后，就猜透蒋氏的目的，是重新部署“剿共”计划。另外，他也清楚蒋氏在“剿共”这盘大棋上，历来就是把毛泽东当作主要的对手，或者说视作红军一方真正的“老将”。在蒋氏看来，时下红军的“老将”毛泽东被他逼出了四川，因此设在成都的行营就失去了作用。另外，杨永泰知道蒋氏视徐向前是位将才，遗憾的是和他这位校长走的不是一条道。徐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虽然兵强马壮，只要离开毛泽东的指挥，退回川康边界，对全国是不会构成太大的危险的。因此，杨永泰坦言：

“时下的红军再次一分为三：北出甘南的毛泽东一定要和徐海东、刘志丹等匪部聚，南下毛儿盖一带的徐向前所部自成一系，而贺龙、萧克所部仍在湘西一带活动。为此，下一步剿匪的重点应当由成都移往西安。至于具体的部署，我想委员长是胸有成竹了。”

杨永泰的确说出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的腹案。对此，他的内心是不高兴的。同时，他也现杨永泰变得聪明了，并不把全部方案说出，给他蒋某人留下了当领袖的面子。所以，他微微点了点头，遂下达了命令：

“给张汉卿、陈辞修、顾墨三、薛伯陵电，限他们明日赶到成都，共商剿共大事！”

第一个奉命乘专机赶到成都的是蒋介石的盟弟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是世纪同龄人。他的父亲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时人尊称张大帅。不知是因为他身为张大帅公子的缘故，还是由于他以弱冠之年统帅奉系三军，总之，时人送了个他自己最不爱听的尊号——张少帅。但是，不管他爱听不爱听，少帅这个名字跟了他半个多世纪，真正成了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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