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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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多少钱一年？”

  “总得一千两以上，少的也要七八百两。”

  “你到任后要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不要被州县蒙蔽。”

  “是。”

  “你今天请安后就上任去吧。”

  “福建是海疆要地，臣才识短浅，加上人地生疏，担心不能胜任，还求皇上训示。”

  “你到任后，自然要诸事整顿，切不可初到时整顿，时间长了就因循苟且。”

  “臣是屡次获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怎么敢不尽心竭力，辜负天恩呢？”皇上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请安而出。

  我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三十年（185o）间就有希望升巡抚，第一次是被萨迎阿陷害，第二次被桂良陷害，辗转流离将近十年。中间我虽然任甘肃藩司一年半，可是缺分清贫，我又不肯乱来，所以咸丰八年（1858）回京城时，我依然两袖清风。我家中的一点积蓄，又因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现在又得了这样一个苦缺，让人很是为难。按习惯，应该给京城中的同仁以及同事每人送一份“别敬”，可是现在时势艰难，无从借贷；况且我已年过六旬，官兴阑珊，已无求于那些权贵。再说，就算我现在四处借债，等到上任后无力偿还，那样就会累己累人，反而不好。我又想，如果命中真能升巡抚，又何至于两遇坎坷——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所以，我拿定主意，三五年内就辞官回京，何苦终身劳碌，甘心降气地做人家的属吏呢？既然这样，这一次的“别敬”，能省则省。

  到福建路途遥远，水6舟车，没有两千两肯定不够用。京城之中就算不广为应酬，仅仅园费和画凭两项，以及其它地方小为点缀，少于两千两也不能敷衍；而赏劳家人，归还零星铺帐，还不在其内。京城中无处可以借贷，就算借贷也无力偿还。福建藩司进项很少，为它举债得不偿失。金全、张林每人向我借银七千两，自咸丰二年（1852）到现在已经七年，除将本银在京城追收，作为安家起身的费用。这七年的月利，我打算到苏州后向他们讨还，作为赴闽的盘缠。

  地方官上京，见人就哭穷。京官最讨厌外官哭穷——这也是一种官场风气。近来，外官苦累的越来越多，应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对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减少。京官俸禄微薄，就靠外官孝敬为生，每遇到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从无虚日。临行时，外官就根据关系亲疏给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别敬”。送的人已经尽力，接受的人却还不满足，就算是十分的周到，也总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识的，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丐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进京视为畏途，而京官却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我在道光年间出任朔平府知府，未曾留别，只是应酬师门而已。后来任陕西粮道时出京留别，共花费一万七千多两。我任四川臬司时出京留别，花费一万三四两。任贵州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一千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二三千两。至于年节应酬以及红白喜事，还不在内——应酬不可谓不厚。可是我因野番案受到牵连时，朝中士大夫很少有人为我主持公道的，却把附和琦善作为我的罪案。现在看来剿番这件事并无错误，就算有错，我也只是随同画诺[2]而已，并没有参与其事。凭我的资格，凭我的官声，早该成为封疆大吏了。可是我却在藩司这个位置上蹉跎了十年，也没见谁为我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这样看来，应酬有什么用呢？

  有些人性情暴戾、名声平常、拖沓因循，对国计民生全无认识，反而高牙大势，久任封疆，并且圣眷很好。至于那些没有什么突出才能，而舆论也并不看好的，也是不用几年就跻身显贵行列。可见人各有天命，现在我年纪大了，灰烬余生，对官场早已不存奢望，至于学问经济，也已荒废很久，所以也就不必攀附要津，以求提挈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六十多岁了，天命怎样，已不需问了，现在想来，以前的所作所为实在幼稚啊。往者已矣，今朝大彻大悟，如桶脱底。

  近来，街市上的铁制钱已经完全不流通了，户部打算停炉，意在专用（以一）当十的大钱来补救。只是云南的铜运不过来，没有铜造钱。惠亲王等建议收买民间铜器，规定民间一律不准使用凡重一斤以上的铜器，如果违期不缴，当官的议处，老百姓就治罪——其实，这个建议也不过申明旧例罢了，只是更加严格而已。户部出告示，限期三个月将铜铺封闭。可是近一个月来，我看见街市上摆设的铜器和制造铜器的反而比以前更多，真是莫名其妙！

  据同年奎印甫说：“各铜铺的工匠以及靠卖铜器为生的商户有几万人，都在彰义门、沙窝门城外聚集，气势汹汹。这些人都是些无赖顽民，现在断了衣食生路，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九门提督郑亲王担心他们滋事，只好命令这些人照常营业。”

  十月初一，在文昌会馆，我又问花松岑尚书：“既然朝廷有铜禁，为什么街市上制造售卖铜器的一点也不比以前少呢？”我想，花松岑是朝廷显贵，他一定知道这中间的原因。他回答是：“大约是又禁又不禁吧，比如铜盆是盥洗必需的，铜釜是做饭必需的，如果全部呈缴，百姓的生活会很不方便。”

  同乡的张彭城主事，是肃顺派到收铜局的。初五日，我在天凝寺遇到他，据他说：“收铜局自成立以来，已经收缴了十多万斤民铜，收缴官铜共计七个小铜煤炉和若干铜盆。当初建议禁锢的惠亲王、当朝的宰辅以及部院堂司各官，却没有一人呈缴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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