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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页（第1页）

粮道衙门每月放米七千多石，下面州县就算有交粮的，也不过三百石或四、五百石不等，每月缺口将近一半。户部定价是每石一两七钱，而市价是二两六钱，司中借给米价三千两，怎么也买不到粮食二千七百石，不得已，只好动用米折。前任粮道隆泰挪用七万多两，代理粮道胡光莹挪用一万多两，后来的粮道宁曾纶挪用一万多两。据现在代理粮道的李金鉴说，三任共挪用十万零四百两。虽然是因公挪移，但终究于法不合——而且，米折拖欠久了，也难免那些丘八们不生出事端来。事情坏就坏在隆泰初次买米之时并没请奏朝廷，后年的历任粮道相率效尤，越套越深，现在事已至此，谁敢上奏朝廷？宁曾纶现已离职，吏部文书还没有下达，总不过非升即降。庆制军勒令他把挪用的米折补上后才准离开福建。挪用米折的事，宁曾纶曾经几次报到司里，督抚也不能推说不知道。然而挪用兵糈毕竟事关重大，不能不了了之。可是，如果一定要这些人赔偿，就必须彻底奏明朝廷，再按在任时间分赔；庆制军只好让我再筹米折放给士兵，或者先筹一半，等上述三人的赔款上缴后再归还。

福建盐务分东路和西路，又分官府专卖和商人贩卖。每年盐务的指标是四十万——通常情况下，大概有一半完不成。西路光、邵、崇、安等处，销售较为稳定，盐税也可征收上来。东路在东冲口设卡征收，每年征收盐税不到一千两，还不够开支委员薪水和卡役的伙食；而且这一千多银子，有一半是从商船和渔船收来的——渔船每次出卡，必须买了盐才放行，作为腌鱼之用，如果不在卡上买盐，就不准咸鱼入卡。其实海边到处都是盐，要腌鱼，用扫帚挥两下就行了，根本不用买。渔船和官府相持很久，才允许渔民不买官盐，只交盐税，全年大约有九百多两银子的收入。

海盗猖獗之后，商船和渔船屡被劫杀，来往稀疏，盐税收入大减。

现在已经没有商人愿意认购盐引（又称“盐钞”，是取盐的凭证）了；相反，那些已经认购了的，倒有很多要求退还。户部规定，依照原来认购数目的多少，收取“违约金”。“违约金”分三种：六万、四万、两万。然而，有的大盐商有权有势，分文不交也退了；有的请托找人也退了——真正缴纳“违约金”的少之又少。退商日多，卖不出去的盐引挤压如山，盐务毫无起色。

钱粮分正杂两种，地丁银是正款钱粮；帑息、关税、鱼牙常课以及近来抽收的厘金，都是杂项钱粮。但不管正杂，都是朝廷皇粮。福建省的州县官员，不但收的杂项不上缴，就是正款也常常侵占挪用。自从朝廷允许捐官以来，花几百两银子就可捐一个县令；又因为是战区，经前任总督王春岩奏准将这些人留在福建办差，等补缺后再送部引见。可是委署官员又没有什么章程，只要会溜须拍马就有官做。这些人上任后，知道自己是一个“五日京兆”[1]，所以不问正杂款项，先卷它个几千两再说，应该上缴的款项，无论怎么催，一概不理。就算上面追究起来，无非就是摘掉顶戴，或者革职，但这些人腰包已满，也算值了。至于拖欠杂款的，从来没有人因此被参劾。福建的督抚好像不知道杂款钱粮也是国家皇粮，竟然以为是州县官员应得的陋规。

福建钱局名叫“宝福”，从铸造制钱改铸大钱，后来又从铸大钱改铸铁钱，不久又由铁钱改铸制钱，所铸的钱也并不送到户部。我把委员吴荣等人招来询问：

“这里铸钱是不是按铜六铅四的比例投料？每月几炉？是一年一结算，还是两年一结算？”

“不清楚，上面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你是专门负责这件事的，怎么说不知道呢？四川、陕西、甘肃铸钱都是铜六铅四，这里每炉用铜多少，难道你不知道？”

“每次铜，都是按铜八铅二的比例领。”

“你们不照规矩来，将来铜亏损多了，怎么报到户部呢？”

我于是又传唤经办领铜的人当面质问，据他说：“户部规定是铜五成八，铅四成二。以前铜的质量好，我们就依法鼓铸；后来滇铜用完了，从民间收买的铜器杂质太多，按原来的比例投料，铸出的钱很容易破碎，不能用。所以我们酌量增加一些；于是就到了铜八铅二，将来报户部，肯定通不过，只好另外想办法。”

对于他的说法，我将信将疑。我让张其曜（刚刚捐升知府，现任钱局督办）按照铜六铅四铸一批钱看看，结果拿到手上一捏，钱就碎了。我让他再按铜七铅三的比例试试，结果是虽然捏不破，但非常粗糙，不成看相。

我对张其曜说：“铸钱的鬼名堂多得很。炉头很少不捣鬼的，磨下的铜末虽然混在煤渣中，但把这些煤渣炼一遍，还可以炼出不少铜。”

“不会吧，每次放铜和铅重多少斤，收的钱也是那么重，分毫不差。”

“铜时按八成铜二成铅的比例放，下炉熔化时，你又不在场，怎么就知道他们没有按三七、四六的比例搀铅呢？再说，炉渣出于磨炉，例应归公，怎么能让他们自行煎炼呢？”

“以前陈谦恩收买杂铜，火炉面盆很多，其中搀铅不少。现在库存渣滓还有二万余斤，就是炼铜时提出的——可见铜质不纯实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