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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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读《左传》

  《左传》和《史记》，是我最喜爱的史籍。为什么说不读呢？读了影响信心。这信心来之不易，受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从小好好学习社会展史观，知道人类天天向上，制度越来越好。《左传》记录的春秋时代，按教科书说法，是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听，又是奴隶，又是封建，和咱们现在的制度，差着好几个阶段，比旧社会还旧，比古代还古，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了。

  记得有人评选“最喜爱的时代”，有说宋朝的，有说大汉的，问到我这里，答以春秋。话一出口就赶紧忏悔，用着计算机，打着青霉素，沐浴着自来水以及主义带来的阳光，怎么可以向慕野蛮、艰苦的上古呢？无非是《左传》读多了。可见便是好书，也有不读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春秋时代的人，倒不像我们这样，觉得自己恭逢盛世，睡梦里也要干笑三声。特别是春秋后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声叹气，对社会不满。春秋到战国，一大批读书人，受这阴暗心理的影响，一直在寻找制度出路，当时，一种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是从黄金时代堕落下来的，所以幽厉不如文武，三王不如三代，如按老庄等人的看法，三代又不如最早的无怀氏葛天氏之类。儒家主张以礼制一点点地规束人性，以期大同，庄子则对任何制度没信心，主张一哄而散。他们也都是理想主义者，只是方向与我们相反。

  儒家同国家结盟后，谈不上再有什么制度理想了。一千多年中，古人对未来，并无想像，也没有什么期待。政治的时钟，其实已停摆，官民的日常生活，一成不变，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些仁人志士，补苴罅漏之余，放胆一想，也不过是圣贤的旧调。这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和古人相反。我们崇拜时间，坚信不论人类生活的哪一方面，都是越往后越好，而且会自动地变好。近代比古代好，当代比近代好，我们今天不管怎么胡闹，也只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未来天然地就比现在好。我们有能力主动地改变生活，也从不吝惜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相信，改变就是好。

  但冷静地想一想，人类向前走，体现在积极方面的，有技术的展，观念的改善。春秋时代，得了肺炎，几乎没有活路，再往前，还吃人肉呢。这些改变，是实际的，标志着人类的真正进步。在消极方面，则是人们常寄以厚望的制度变革了，也就是在组织社会的同时，让组织本身少捣一点乱，别反客为主。

  如对后者也有天然的信心，未免对未来太乐观。比如我们知道，最坏的绝对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在上古，而是一次次出现在后代，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坏，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这样的国家，在一千年前，是没有条件出现的。

  这并不是说古人的心眼就好。拿中国举例子吧，在古代，国家权力并不能管制人民的全部生活，官僚体制，也只管到县级，这一半是宗法的牵制，一半是技术和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对全民的动员和控制。所以古代的皇帝会感叹壮志难酬，余生也早，没有赶上未来的盛世。

  我经常批评古代的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唐宋元明人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了。古代的生活是艰苦的、不公平的，个人的权利，更是受到无数干涉，好在那时的干涉，是粗糙的，虽然惹不起，偶尔还躲得起。握有权力的乡绅和官员，其大多数，多少还知道一些节制，这种节制来自他受的教育，也来自他的远比今天广泛的社会联系。

  何况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读《左传》，最令人向往的，是春秋人的气质，强健而温和，直率而雍容，子夏之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春秋时代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没有人向往的；但春秋时的人，今天，也许你能找到那样的朋友，但不太能找到那样的敌人了。

  或形容春秋人的气质为“高贵”。我倾向于不这么说。“高贵”现在已经是商标了，一成商标，就要大量生产，卖将出去，高虽未必，贵是一定的。而春秋人相反，高尚是有一点的，贵则未必，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

  不读公羊

  《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这叫“以春秋当王”，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糊涂账。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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