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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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286页。

  [54]说详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5]许氏的话引自胡适1914年12月9日日记；梁启：《给孩子们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1页。

  [56]鲁迅：《科学史教篇》（19o7年），《鲁迅全集》第1卷，第33—34页。

  [57]《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

  [58]《胡适致翁文灏》（1937年5月17日），《书信选》中册，第357—358页。

  [59]毛泽东曾在湖南组织“问题研究会”，这样重视“研究问题”的在当时国内还不多见。参见汪澍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o年第5期；恽代英信见《年谱》，第73页。

  [6o]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216页。

  [6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62]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49页。

  [63]林语堂：《机器与精神》，《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第65页。

  [64]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1927年2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1页。

  [65]《谈话录》，第22o页；林、蔡往来信函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7—275页，下文引及不再注出；陈独秀语见《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通信”栏。

  [66]傅、陈之言分别载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和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三联书店，1983，第323页。

  [67]《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7月28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38页。

  [68]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69]《口述自传》，第23o页；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收在钱锺书等《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7页；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日。

  [7o]《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所载胡适撰“通信”；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o4页。

  [71]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林纾的翻译》，第1页。

  [72]《年谱》，第88页；《青年》第8卷第4号，192o年12月，第5—6页（栏页）。

  [7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74]余英时师对此有精到的分析，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75]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99页；《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书信选》中册，第295页。

  [76]《闻一多全集》（12），第5o、52、38o—381、4o2页；第2卷，第367—368页。参见余英时《激进与保守》，第2o7页。

  第七章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较长时段的观念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就在于提倡白话文。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今日就正在使用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也不会被取代。但是在胡适回国之初，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却更为激烈、更为广泛；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胡适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种思想和学术领域。自他得名以后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挥、商榷或批评，在许多学术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1]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思想“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他的“思想作风比我们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要‘现代’得不知多少倍”！[2]这真是胡适常说唐先生的“胡说”了。一个人的思想能风靡一时，必因其思想与其时代紧密相关联。如余英时师所说，“能造成轰动的思想，必然是由于这种思想恰好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那种前“不知多少倍”的东西，藏之深山而风靡于后来是可能的；但在其同时代，岂止不能风靡一时，恐怕根本就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所以，还是余先生说得对，胡适能以少年”暴得大名”，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取得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

  一初到北大

  胡适在留学时已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是“旧学已扫地，而文学尚遥遥无期”。其实又何止文学，这实际上也是那时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全貌。所以胡适也隐约感觉到更广义的旧文明日渐消亡，而文明之来又遥遥无期的困境。这是胡适留学时的一项主要忧虑，曾与多人论及。1912年底，他与到美国的任鸿隽、杨铨谈。两人谈到国内“时下人物”，都有“晨星寥落之叹”。大约就在那次，任鸿隽对胡适说，中国“今日乃无学界”，这是指学人而言。胡适则进而认为，“岂独无学界，乃并无学问可言；更无论文明矣。”[3]这种学术思想的空白感，是胡适回国后写的《归国杂感》的一个核心观念。由于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角色”，所以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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