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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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在当时也有与胡适类似的感觉。他于1918年在重庆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关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中国传统观念，张之洞曾有典型的表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由此看去，学术思想的空白不但是民初国无重心这一整体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太炎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物“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当然也就不能持久。[4]太炎所说的历史是广义的，约略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文化传统。则国无重心正因为风云人物已不能把握中国文化传统。

  但另一方面，太炎的话也提示了一种时势造英雄的意思。清季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盛雨之下能否成潢潦，有时也不完全因个人的胸襟学养。太炎自己的“历史”知识，当世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就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唐德刚先生说，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大的影响。[5]但以“历史”知识武装起来的太炎思想，那时似乎就与当下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不起来。

  太炎真正持久稳定的地位，还是在传统的主流学术界。余英时师指出，五四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尽管儒学自晚清以来已受到西方观念和诸子学的强烈冲激，自身也因今古文之争而削弱，颇露摇摇欲坠之相；但大体而论，儒学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各挑战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胁儒学的理论体系，其载体也未能构成有力的社会依托。正因为如此，诸子学和西学直到文化运动时期仍在相互声援。[6]它们在学术上对儒学的打击，多半是假手儒生本身。甚至可以说，实际打击儒学最厉害的，恰是经学领域内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顶尖人物章太炎和康有为。[7]

  不过，余先生也指出，虽然在传统学人个人身上，儒家学理仍是他们的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的基本源泉。儒学作为一种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言早在清末已开始破产。民国成立以后，各种尊孔、祭孔以及正式奉儒学为国教的活动，其实都是儒家意识形态崩溃的反证。“孔家店”实已不打自倒。但是，孔教问题不仅一度困扰远在美国的胡适，引起他的深思；同时也使陈独秀从“孔教问题喧呶于国中”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将文学革命作为更大的思想革命的第一步，预示了文化运动最后会归宿到全面性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思想革命。

  同时，从清季到民初的中国士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也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到文化的过程。清季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网罗”之说，实已包括文化在内。谭氏对时人的影响，特别在走向激进破坏一面，也不能说不深远。但“冲决网罗”提出之时，士人的主要关怀，不论是主张革命还是改良，都还在政治层面。许多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立宪；另外不少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推翻清廷；更有大量的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共和。民初的几年，是使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失望的几年。这一段失望经历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人们因对共和制在中国实施的失望而对共和制度本身失望，进而开始对整个政治或中国的国家机器失望。对许多人来说，中国的问题已不是帝制与共和的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国与民已打成两橛，于是存在一个先救国还是先救民的问题，既然国家机器已不可救，则不如先全力注重“救民”；在激进而主张破坏的大趋势下，沿着“救民”一途，更展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造成国民性的传统文化这样一种认知。结果，士人的主要关怀就由政治而转向文化。[8]

  鲁迅曾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的确是光明得多。”那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从民国2年起就渐渐坏下去。“其实这不是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9]这段话充满隐喻，把时人关怀的转变表述得非常生动。而且，希望之后的失望所带来的悲愤，又远过于本无希望时的痛苦。其容易走向激进，自不待言。这里面所说的“旧相”，就是文化人要致力攻击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偏于建设的一面，如余英时师所说，民国初年“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这是当时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晚清思想界对此的共同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梁启所说的“举国以为至言”；而且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都没有生基本的变化”。这部分是因为会西文西语的西洋留学生没有参加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故一般中国士人对西学“普遍地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同时也因为清季大量译书的情形到民国却未能继续。胡适注意到，民国“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非留学篇》）。这可能仍与中国的激进化有关。老的译家如林纾虽仍在译却已被视为“落伍”；当年转译日文书的东洋留学生或入政界，或已变为西洋留学生。的译家尚未大量出现，翻译界也就处于一个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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