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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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谙西学并一直反对“中体西用”观的翻译大家严复，本来就认为中西各有体用，老年仍持此基本观念，但在应用层面上，则有根本的转变。以前他事实上是在主张实行全盘西化，但心中暗自希望西化虽不成，却可退而得到将中西学“合一炉而冶之”的实际结果。晚年严复主政北京大学时，肯定这一取向已成“虚言”，继续下去只能是“终至于两亡”。所以，他打算把大学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通过完全讲治旧学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o]

  可以说，早年的严复所说的确是文化整体论，但他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文化整体论有区别，认为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但严氏到晚年则进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观念。严的本意是要展中国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当然只有回过头维系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翻译西学也就失去了时代意义。所以严复看上去的“保守”实是他个人的进一步西化。对严复这样真懂西学的人，西与和中与旧之间并不像一般国人那样划了等号。可是严只是特例，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这样，胡适回国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典范来。“盛雨”欲来风满楼，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只等一个可以与此盛雨“里应外合”之人来打开思想缺口，让人们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既然像严复、章太炎和梁启这样的学界巨擘已不能适应“盛雨”欲来之前的满楼之风，而像马君武那样“负国中重望”者又无意为做“国人之导师”而预备或预备不足，就出现了学术思想的典范危机。中坚主干之位既虚，就给原处边缘者，特别给像胡适这样在国中本无声望却长期坚持预备者提供了进取的机会。青年胡适恰好在此时出现，终得以借盛雨而成潢潦，开风气，树典范，并形成了席卷一时的“思潮”。

  据胡适给思潮所下的定义：“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引用尼采“重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1uationofa11va1ues）的话，指出：这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在他那篇著名的《思潮的意义》中，胡适同时提出：“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具体地说，“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思潮对中国旧文化的态度，是一面“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也就是“整理国故”；其将来的趋势，“应该是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这就是胡适对文化运动的整体观念。[11]

  余英时师说，正是胡适提出的这种“重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张之洞等人关怀的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陈独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胡适完全同意，但觉失之以“简单拢统”。他这篇文章就是要使其更具体明确。从中西文化的层面看，胡适的“评判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西方文化，只要“介绍西洋的思想，学术，文学，信仰”就已算是“评判的态度”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只需输入即可。而且他主张输入的，也全是“”的西方学理，中国人当时趋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说到底，思潮就是“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觉悟”。

  但思潮先是“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胡适明确指出，那“重估定一切价值”即“凡事要重分别一个好不好”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这再次体现了激进的中国环境对胡适的影响。胡适在美国念书时本来对尼采不甚欣赏，如今却引为思潮的根本出点，其态度之变化不可谓不剧。他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12]所以，这一准则之用于中国文化，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这样看来，胡适不是全往尊西趋方向在走吗？从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记住胡适是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就知道其实也不全然。他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确实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来，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明一个字的古义，与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3]这里的“学问平等”，正是针对的“世界上的学术”，是胡适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尽可去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学问既然“平等”，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陈独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学”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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