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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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这又牵涉到胡适在选择学业上一贯的“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了。但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所以他此时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在起作用。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14]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同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既然整理国故已多成负面的“破坏”工作，胡适就像辛亥革命者钟荣光一样，把学西方搞现代化的“建设”工作让给下一代，而自己来承担破坏的事业。中国的“建设事业”就此又下移一代了。不过，胡适的“本我”也时时在与其“我”冲突。他既要做“传教士”，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的路，但在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故不得不尊西趋；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较劲”。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尊西趋的胡适却恰好在“国学”领域里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中国自身的学问而言，胡适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开来”四字概括之。一方面，他确实有意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这可以从他指明的思潮将来的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面，他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不过，胡适虽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他如果想在全国做国人之导师，先必须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众学人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上层文化领域里树立自己。

  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一鸣惊人。北大早期学生毛以亨回忆说，胡适到北大，“未曾一炮打响”。“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我与傅斯年曾去听讲，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借以解围。”[15]毛氏与胡不甚相得，晚年记忆，或有不精确处，但揆诸其他信息，此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这里的“口才亦不甚好”，很值得注意。胡适善于系统表述自己的见解，是从小讲故事就培养起的；后来在美国又专修过演讲课，且以长于演说著称于美东。世上哪有用自己的母语演说反不如用外语者？且墨学恰是胡适下功夫最深也最有心得的部分，讲起来正该得心应手，何以会表达不顺畅？实际上，胡适自己反认为马叙伦口才不好。他曾对吴虞说：“幼渔、夷初［马叙伦字］皆肯看书，而口二者均不行。”[16]胡适居然在与口头表达“不行”的马叙伦同台演说其最熟悉的墨学时而落得“口才不好”的印象，不能不使人想起他当年已在外演说多次后初登演讲课讲台时仍抖出汗的“前科”。这样看来，这次应该也是在内行面前缺乏自信吧。

  胡适晚年提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钱玄同对他这位“留学生”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使他“受宠若惊”。因为钱“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17]这里说的虽是胡即将归国之时的情形，其实在这晚年的回忆中也可包括他初到北大那一段。胡适在这里无意间道出的他和钱玄同各自的身份认同——一为留学生，一为太炎门人兼古文大家，很能提示那时北京大学真势力之所在和胡自己地位微妙的消息。实际上钱至少那时还不能算是古文大家，但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着当时最得势的太炎一派，应无疑问。这一“居然”的认可和“赏识”，对胡适在北大地位的支持极为重要，他晚年还记得的“受宠若惊”，信非虚言。

  胡适初到北大时，当时北大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后来能聘到许多欧美留学生做教授，据蔡元培的回忆，还多是因为胡适的介绍。那时北大教授的主力都是留日的东洋派。李敖先生以为，这些人“国学根柢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18]而胡适却偏偏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开始时的不见得受欢迎，也应在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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