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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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年夏日将尽，北京城的天空总是阴晴不定，雨水时下时停，让人难以把握。颐和园里的红花绿树、白桥黄瓦，被雨水冲洗得格外鲜亮，每当雨水骤停，都会发出恬然而明澈的光泽。

早晨，夜气散去，人气渐渐升腾。万寿山下的画廊里，两个小太监手里捻着细如发丝的牛筋草拨弄着青花瓷罐子里的两只蟋蟀。虫子伸须蹬腿，好似通了灵性，忘情地为彼此的主子搏杀。太监们比往日来得要早，因为老佛爷一会儿过来，他们务必撩起蟋蟀的性子，用一场你死我活的表演博慈禧太后一笑。

昆虫世界的战争，于人是乐趣、热闹，人类世界的战争则要残酷得多。一场战争的输赢，并不完全取决于战争本身。有些时候，战争还未开始，输赢早就注定。失败固然有外力使然，但内部的耗损也不容忽视。那段日子，身为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越来越沉迷于园子里的娱乐活动。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大清国的上空，而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对于东北亚国际关系毫无兴趣。光绪亲政之后，慈禧沉浸于她的退隐生活，悠然且自得。而整个朝廷，为她支付了一笔昂贵的退休金。

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清廷早就编制了一套财政计划，据说比编练海军还要翔实。筹备工作去年已经开始启动，光绪帝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为慈禧的六旬生日做准备：“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太后的寿辰，怠慢不得，马虎不得，不然真要出大事。

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庆典期间，紫禁城、西苑（今中南海）、颐和园、万寿寺等处的殿宇、门座均用彩绸装饰，这项“形象工程”的预算是十四万两白银；在巡游回宫的路上，还耗资四十六万两白银，搭建二十多座彩殿、彩棚；此外，还耗资二百四十万两白银装修庙宇、搭建彩棚、安装宫灯，建点景楼、音乐楼、灯游廊、牌楼等工程无数。不算为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费用，仅这些“形象工程”的费用，就能购买三艘“吉野号”，足以将日本海军打个稀巴烂。但清政府偏偏在这时候宣布，因老佛爷寿庆需款，海军正式停购军舰。这一决定给日本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既然大清国乐于把海军战舰化成金辇银桥和湖光山色，那么对于迫在眼前的战争，也就敢做更多的奢望。

老佛爷的六十大寿非比寻常，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大为震怒，甚至说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的狠话。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据史料显示：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不见效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待到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筹措尚需举借外债，庆典的费用将如何筹措？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

这一年，老大帝国并无新事，还是破车沿着旧辙行进，而谭嗣同也正由武昌出发赶赴北京参加恩科乡试。途经上海时，谭嗣同滞留数日。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英国人傅兰雅——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西方学者。上海，彼时被称为“外国冒险家乐园”。不少外国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淘金梦，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的确做到了。但这显然不是这座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城市的全部内容，英国人傅兰雅便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下面，我将在他的身上花些笔墨。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域外输出，还是近代中国科学启蒙，傅兰雅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谭嗣同此前已读过傅兰雅翻译的西方著述，钦慕已久。傅兰雅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若不是生就一副西方面孔，他与中国的知识人士并无区别。操着一口纯正的汉语，身着中国官服，爱读古典话本小说，喜爱诗酒唱和的风雅生活。这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已经半中国化的英国人出生于苏格兰的牧师家庭。那个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或传教，或淘金，或其他原因，大多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怀有猎奇之心。傅兰雅从小喜欢阅读中国书籍，收集来自东方的中国见闻。少年时的傅兰雅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有一天登上开往中国的邮轮，并抵达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东方国度，他也因此被身边人称为“中国迷”。

傅兰雅的人生理想在他二十二岁时，即咸丰十一年（1861），得以实现。那一年的世界并不太平，东西方文明的抗争与融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那一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那一年，中国的咸丰皇帝病逝，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历史上著名的辛酉（1861）政变，打倒顾命八大臣势力；那一年，英法等各国派公使常驻北京，并于东交民巷一带设立公使馆；那一年，清廷正式设立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傅兰雅抵达中国的第一站是香港，在中国第一份职业，或者说他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便是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一名教员。傅兰雅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好像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很快就显示了语言上的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使用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中国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还投在彼时在中国最有名的传教士丁韪良的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他在香港没待多久，就来到了上海。他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授二十多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英语，后来成名的清末政论家和思想家郑观应便是他的学生。

傅兰雅不同于其他西方人，他对中国抱有真挚而热烈的情感，让人无法理解。他一直想用西方科学给这个国家带来改变。而上天似乎也在有意成全他这么做，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傅兰雅虽受教会派遣，但他对传教并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好好利用这份报纸，诚如他所说：“（我要）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媒体，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要把影响做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他为此兴奋不已，他说自己挣脱了桎梏，就像鸟儿钻出笼子，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激动得手舞足蹈，脸涨得通红。

像傅兰雅这样有着传教士背景的洋人，大多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士大夫阶层是最值得施加影响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影响了他们，“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出版物无疑是施展影响的最为合适的载体，所以办报成为传教士们非常热衷的活动。从职业的角度看，他们算是非常敬业也非常专业，而这也有意无意地推动中国民间报刊的发展。

傅兰雅为办好这份报纸，倾注了全部的心力。他除了介绍西方的科学、教育和新闻，还亲自撰写文章和社论，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议。他向清廷建议：政府应让大部分中国学生花三年时间学习外语，然后送他们到欧洲的大学留学。傅兰雅和他的言论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他的文章经常被广州和香港的报纸转载。傅兰雅很有成就感，他在家信中流露出自己的喜悦之情：“我的汉语水平，以及人们传说的我掌握各种土话的超凡能力，还有我的文笔，我作为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报纸的主编，理应使我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我在中国已经名闻遐迩，这恰好是不少比我能力强的人想得到而无缘得到的东西。”

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傅兰雅的高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而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实权的中国官员。1868年，傅兰雅被迫离开《中国教会新报》。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绝不会因此沉寂下去。这年春天，他被一张来自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

他很快做出决定，辞去英华学塾之职，脱离教会，就任江南制造局，从事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并由此成为清政府体制内的一员。江南制造局西风渐起，聘用外籍人员入主翻译馆，这在当时独一无二。翻译馆所译的书籍，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书目由中国官员选定，随后傅兰雅从英国订购运来。傅兰雅在高昌庙附近租了一所中国式的院落，每天乘坐轿子前往翻译馆上班。下班后，他经常约上几个好友乘马车进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有时候碰上高兴的事，他和翻译馆的同僚们还会一起吹拉弹唱消遣。他花钱买来了一台最时髦的天文望远镜，晚上就用它仰望星空，这成为当时的美谈。

他似乎对这样的生活颇为满意，他说：“我现在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这是我的人生新纪元。”傅兰雅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他最大的梦想是“奉旨在伦敦办一所中国学院”，或者“至少率领一群年轻人，去欧洲考察我们的各种艺术和制器”。但是，朝廷并无意委他以这些重任，他的梦想也仅止于梦里想象。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二十八年的译书生涯，翻译的著作达113种，销售量达到数万册，涉及数学、物理、化学与化工、矿冶、机械工程、医学、农学、测绘地图、军事兵工等方面。这些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是提供了新的译本。傅兰雅在中国传播西学成就卓越，获得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他三品官衔，傅兰雅由此成为少有的几个有清政府官衔的洋人。傅兰雅于1874年创办了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格致书院就是如今格致中学的前身。

两年后，傅兰雅以书院的名义，创办了《格致汇编》刊物——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学普及杂志。《格致汇编》主要内容：介绍各门科学的专门知识；开辟《算学奇题》《互相问答》和《格物杂说》等专栏，报道西方技术在世界上的应用；连载译著；介绍科学仪器和日用工业技术以及卫生学等方面的专门学问；宣传汤若望、瓦特、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事迹；介绍化铁炉、蒸汽机车等外国先进器械并附有插图……

《格致汇编》不胫而走，深受读者欢迎，并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傅兰雅应邀参加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他还被推举为该会总编辑。他主持编译了50余种科学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其中他亲自挂帅编译了科学入门书《格物图说》10种和《格致须知》27种。《格致须知》《格物图说》以及他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组成了由浅入深的科学译著系列，成为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入门台阶。

在上海的初次见面，傅兰雅向谭嗣同介绍了西方各国近况，并向他展示了翻译馆翻译的各种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几何原本》《格致汇编》等书籍。西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让谭嗣同见识到了西学的斑斓世界。谭嗣同日后回忆说：“于傅兰雅座见万年前之僵石，有植物、动物痕迹存其中，大要与今异。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以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谭嗣同对呈现于眼前的新鲜事物感到好奇。科学像变戏法一样地观察世界，而技术性手段则将人变成超人。他在见到算器和医学照相时，不由感慨：“人不须解算，但明用法，即愚夫妇，可一朝而知算，句稽繁隐，无不立得。器中自有数目现出示人，百试不差；兼能自将数目印成一张清单送出……又见照像一纸，系新法用电气照成。能见人肝胆、肺肠、筋络、骨血，朗朗如琉璃，如穿空。兼能照其状上纸，又能隔厚木或薄金类照人如不隔等。此后医学必大进！”与傅兰雅的见面，进一步激起了谭嗣同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离开上海，谭嗣同内心已生出再来此游学的愿望。傅兰雅送给谭嗣同很多翻译的书籍，并建议他阅读这些书籍。谭嗣同后来购买了大量由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自然科学、西方史地和政治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试图在那些新奇、实用的书籍中寻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道理和方法。今日之我们，只能通过当事人零散的文字来还原彼时的场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此次上海之行带给谭嗣同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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